家乡志二题

五号理发师

少时，我很惧怕的一件事是剪发。那时学校明文规定，不许留长发，因此隔三岔五，我就会被母亲拎去理发店。

很多鸡西人可能记得，1970年代在兴国西路与休闲路交叉口，曾有一家火爆的国营兴国理发店。理发店占地大约140平方米吧，靠墙三面都摆放着方正的转椅，墙上安装有大方镜，一座一镜，镜子下方是通栏的木抽屉和电插座。我常去的就是这家店。

那时理发要排队等着叫号。母亲常常先和店员拉呱，然后领着我坐在长椅上等一会儿，再看准五号理发员歇手的时机，把我推到她面前。

每次剪发，五号理发员总会先和母亲打招呼，剪发过程中也不时地跟其他剪完头发的顾客说一声“走好”，面部始终呈现微笑。

她大约三十岁左右，微胖身材，左眉上有颗黑痣，让人印象深刻。她对成年顾客很客气，对我们小孩子却常常竖眉瞪眼。那时只要一提五号理发师，再闹的小孩子也都不敢哭了。理发店的七八个理发员，也只有她对付小孩子有一套。私下里，有小孩子恨恨地称她为“五号母夜叉”。

母亲给她言明剪什么发型，然后就会去街上办别的事，把我全权委托给五号理发师。这时她会冲我微笑着感叹：“呀，头发长这么长了呀？怎么不早点儿来剪？等着头发留长絮鸡窝呀？”然后就是咯咯一阵笑。剪发前，她会仔细检查一下手动推子，从角落里拿出一把小油壶，将小油壶前面的长嘴对准推子，很细腻地将油液注入推子的缝隙里，再用棉花轻擦一下，才上手剪发。

我早注意到，一般情况下她不这么做的，只有面对孩子时她才会认真加小心。她服务成年顾客时也一丝不苟，多半体现在将刮胡子用的刮刀力度均衡地在马皮带上打磨，再配好温度适宜的刮刷，或者用热毛巾给顾客先敷下脸。

手上的推子在我头上游走的时候，她会不停地和我说话，诸如“最近学习了什么新知识呀？能不能给阿姨讲一讲？”或者“我怎么发现你头上长虮子了呀，得注意个人卫生了，否则虮子会变成虱子，可烦人了，可难消灭干净了”…，

我有时也能接一两句，她便会很开心，说：“你这孩子，不像你母亲说的那样——说话像撕棉裤一样难。”

有那么一两次吧，她用梳子小心地为我刮下了几个虱子。我羞得满脸通红，她咯咯地笑得更来劲了。

理发店靠里的一面墙边，镶嵌着长长一排陶瓷面盆，面盆上方是水龙头，每个水龙头上都接着一段软管。剪完发的人，就披着白色的围布到水龙头那儿洗，水温适中。洗头时她总是很小心，生怕把水灌进小孩子的衣领或耳朵里。

有时别的理发员会与顾客发生摩擦，她就一边照应我们，一边好言规劝。很奇怪，经她一劝，矛盾立时就能化解。

她似乎是理发店的核心。

一般情况下，中午她会带饭吃，饭盒是腰子形的。她丈夫偶尔也给她送过。她丈夫好像不怎么待见她，面孔总是阴沉得吓人。

有的小孩子一边剪头一边哭，她总有办法哄。她会讲一些生动的故事，讲着讲着，孩子就止了哭，有时还会被逗笑。我让她也给我讲，她又咯咯笑道：“你都多大了呀！都上五年级了，是少年了呀！，

只有一次，我去理发没见她笑。当时她的眼睛红肿着，看见我就转过身去用袖子抹了抹眼角。我判断她与同事闹了矛盾，旁边也正有同事安慰地拍她的肩膀。她转过身来，甩了一下头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又投入到工作中。

懵懂的我坐在转椅上，面对墙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默默在心里为她加油。

听闻她始终没生育，丈夫背地里讽刺她“就会给男人刮个胡子，给小孩子糊弄个头发，有个屁用呀！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嘛”。对此她反击丈夫说：“所以呀，我才要对别人家的孩子好。我这辈子也就这命了，我认了。”

1977年，我家从鸡西水果站那儿搬离，我再没去过国营兴国理发店。

没想到，与五号理发师的缘分还有后续。

多年后，我到鸡西一家福利院检查工作，一眼看到正给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剪发的五号理发师，她左眉上的黑痣让我确定无疑，就是她。

她依然手持老式推子，咯咯笑着说话。

我笑着问她：“您还认识我吗？”她微笑着摇头。

我眼里顿时蒙上了泪花。

据资料记载，1970年代鸡西服务业较为发达，全市国营理发店共有38家。其中国营兴国理发店店员刘美丽以其精湛的技术，曾获得黑龙江省服务行业评比第一名。

我把这段经历讲给孙子听，孙子笑得差点儿岔气，他边笑边说：“你们那时候太逗了，理发师还封个什么五号六号，听着就乐人。”

吉安里之夜

1980年代末，我凭着能码字，鬼使神差地从一家大集体单位被调至文物管理站工作，那是一家事业单位。那一阵儿，家父脸上的笑就没散过。文物管理站就在吉安里。

吉安里不简单，1943年，由一个名叫陈子彦的煤矿大把头主持建成，就在鸡西祥光路原26中学附近，北临滔滔穆棱河。吉安里虽非雕梁画栋，却也围廊曲回，主楼三层，二层楼的厢房两座。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吉安里的把头、窑主、妓女一哄而散。此后，吉安里曾被用作土改工作队、鸡西矿区文工团、第24后方医院机关、朝鲜孤儿院、“七二一大学”及商业干校等办公用地。

1991年初，被公安机关通缉的杀人犯鲁林从哈尔滨潜入鸡西，一时间风声鹤唳。按照上级指示，所有单位均安排人值班值宿，提供有价值线索者重奖。文物管理站是个副科级别的小单位，总共七个人，我排在第四天晚上。当时我心里很抵触这件事，因为我正在新婚甜蜜期。

值夜当晚风很大，鸡西这样的山丘地带很少刮过六七级的大风。莫名地，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值班室设在三楼，上楼前，更夫喊住了我，给了我两支蜡烛。那个年代，电力总是很紧张，经常停电。当时天已经黑了，更夫递给我蜡烛时冲我龇牙一乐，我的头发立时竖了起来。这更夫七十来岁，背有点儿驼，头发稀疏，刀条脸，门牙不齐，有四颗龅牙露在嘴唇外，平时我都不敢正面瞅他。

经过与值班室一墙之隔的文物库房时，我停了一下，下意识地用手电筒往里探照，心里祈求平安无事。

和衣而卧在很硬实的沙发上，满脑子丰富的想象：鲁林像轻功高手一样从房顶落下，轻车熟路地潜入文物库房，窃走几件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然后如一股青烟般消失在黑暗里。

很快，我在心里否定了这个场面，料想他不会对文物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就在前一天，他这个惊弓之鸟在鸡西奋斗小区（当时为数不多的高层建筑）又尾随杀害了一名女士。他现在可能身无分文，藏身和糊口才是最重要的。

大风一直在刮，木质结构的天棚包着一块大塑料布，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听着很恐怖。我在值班室踅摸梯子，想搭梯把塑料布扯了，却根本无梯可用，只得重新躺下。刚有点儿睡意，走廊里传来咚咚两声巨响。

我一个激灵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想出去看个究竟，却不敢；不弄个明白，又担心文物库房真的有什么闪失。犹豫着起身穿鞋时，突然就停电了，我坐在沙发上更不敢动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点燃了蜡烛，把蜡烛放在办公桌上，拿起手电筒悄悄拉开门。

我用手电筒往文物库房里照，一切正常。刚回转身突然发现更夫站在我身旁，正冲我龇牙笑，我犹如见到了《画皮》里的女鬼，吓得魂飞魄散，大叫一声“妈呀”，手电筒掉在地上，顺着木质楼梯往下滚，发出更加惊魂的声响。

回到值班室再躺下，已全无睡意。胡思乱想间，再次听到走廊里来源不明的声响，想探个究竟，又放弃了。又过了一会儿，听到南远而近的脚步声，我的头皮麻了起来，把手电筒紧紧攥在手里，身体半支在沙发上，做出随时应对意外发生的姿势。

门外响起迟迟疑疑的声音：“小田，睡下了吧？”是更夫，我吁出一口气，问他：“有事吗？”他说：“你要是睡不着，咱俩就换一下，你到楼下收发室睡。”我哑了一下，回答说“不用”。他下楼后，我突然放松了。虽然塑料布依然哗啦哗啦地响着，我却很快就睡着了。

翌日早起，见更夫正杵在文物库房门口。他用眼神和我打了个招呼，自语道：“库房没事就好，人不重要。”那一刻，很奇怪，我觉得他的面容不那么吓人了。

隔天，领导宣布，据可靠消息，鲁林已经出逃至牡丹江市，即日起取消值班值宿。

1992年，吉安里主楼拆除。我从现场捡回屋檐翼角上的一片瓦，珍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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