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儿童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新径

摘 要

超常儿童因其具有超乎常人的智力、能力以及心理特征，可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供给”，超常儿童教育更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新径。然而，由于工具理性和绝对平均主义盛行，导致人们对超常儿童教育存在价值观念偏差。加之超常儿童教育本身的选拔机制、教育内容以及评价方式也存在缺陷，遏制了超常儿童教育发展的生命力。同时，相关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导致超常儿童教育没有坚定实施的“后盾”。基于此，亟需重塑价值观念，正确认识超常儿童教育，深化培养体制改革，完善选拔机制，创新课程内容以及优化评价方式。除此之外，政府也要加强政策统筹，切实保障超常儿童教育能为拔尖创新人才事业贡献“超常”力量。

关键词

超常儿童；超常儿童教育；拔尖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G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25）02-0050-07

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1]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依托，如何培养已然成了社会各界不可回避的时代议题。超常儿童的智力、能力以及心理特征出类拔萃，其在未来有更大潜力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其成才以后对于社会的贡献要远远高于其他同龄人，带来的收益也要远远高于对他们成才前的教育投入[2]30。抓好超常儿童教育，不仅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也影响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提升国际科技竞争力的成效[3]。通过超常儿童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既符合个体发展的自然规律，也能满足国家发展的现实之需。然而，目前我国超常儿童教育却存在发展价值观念偏离[4]、培养体系缺陷[5]、制度体系缺位[6]等多方面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本研究将论述超常儿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现实可能，剖析超常儿童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现实问题，继而进一步提出可行性建议。

1 超常儿童教育何以能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超常儿童因其优越的智力发育、能力禀赋和心理特征，具备了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也让超常儿童教育成为了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的一条可行“供给线”。厘定超常儿童教育的时代站位以及其与拔尖创新人才之间的逻辑联系，是超常儿童教育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现实之策的首要前提。

1.1 超常儿童教育的内涵

关于超常儿童，国内外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论阐释，有的以高智商、高能力来定义[7]，有的则以多种特质来定义[8]。虽然关于超常儿童的表述在不同语言情境和文化背景中存在差异，但涉及的群体范围及其核心特征大同小异。超常儿童又称英才儿童、天才儿童或资优儿童等，是指智力、能力或其他方面远超同龄人发展水平的儿童。他们主要的心理特征包括注意力集中、有坚持性、有自信心、积极进取、兴趣广泛、好学强记、有洞察力、善于想象、思维敏捷、有独创性等[9]。

爱尔维修（Helvetius）曾说过，由于人类器官的完善程度的不平等，所以不同的人所受的教育必然不同[10]。由此看来，人的自然禀赋确实具有一定可塑性。然而，卓越的天赋并不能自然性地转化为适用才能，还需与个体动机、社会环境等多元要素有机磨合才能内化为“超常能力”，而教育是实现这一功能转化的“不二法门”。超常儿童教育正是基于超常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方法地为他们提供特别的支持和干预，促进他们更好地实现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的非常规教育[11]。超常儿童教育扎根的基础是超常儿童出众的能力以及独特的心理特征。因此，选拔、培养与教育超常儿童对于塑造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特征

有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直是衡量国家科技、教育和文化软实力的最大方差解释变量，也是国家竞争力（包括制度优势）比拼的重要着力点和指标[12]。从“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到“拔尖创新人才”被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探索与追问一直是人才培养的不朽议题，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既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也是衡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测评线。

尽管如此，学界却尚未形成公认的拔尖创新人才概念界定，但其关键特征在研究积累之下渐趋明晰。有人提出拔尖创新人才理应对某一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同时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敢于质疑的勇气[13]。也有人提出他们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高尚的品德，更应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14]。更有学者提出，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信息化素养以及国际竞争力[15]。综合来看，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广博的知识积累、专业的理论与技能、高尚的品德素质以及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1.3 超常儿童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逻辑理路

1.3.1 超常儿童教育储备了拔尖创新人才的人才供给

从经济学上看，真正适应劳动力培养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16]，超常儿童既具有敏捷的思维，还具有独创性强、善于想象、洞察力强等心理特征，能够契合拔尖创新人才的突出创新能力需要；其坚持性以及积极进取的心理特征能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坚忍不拔意志力的培养；同时，超常儿童还有兴趣广泛、自信心强、好学强记、注意力集中等心理特征，能帮助其在未来习得广博知识、提升专业理论与能力、树立高尚品德。据此，超常儿童所具备的这些个体特质正是拔尖创新人才所需要的前提，重视识别、培育与评价超常儿童是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开辟一条可靠的供给之路。

1.3.2 超常儿童教育厘定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现实之策

近年来，我国已逐步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向，但仍未有效解决“钱学森之问”。我国目前最紧缺的是世界一流科技，为此亟需培养能推动科技创新的杰出人才，而超常儿童教育正是培育具备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的基础工程[17]。

首先，超常儿童教育的培养对象更具适切性。超常儿童教育以超常儿童为专门培养对象，而常态教育面向大多数儿童。其次，超常儿童教育在培养目的上更能体现育人本色，其培养目标是激发和提高超常儿童的能力，更符合超常儿童的卓越发展需要，而常态教育的培养目标颇具应试色彩。最后，超常儿童教育的培养形式更凸显卓越创新时代要求，其培养模式更具挑战性，更契合超常儿童出众的能力水平，而常态教育的培养模式更注重儿童的通识知识学习和基本能力培养。因此，超常儿童教育基于独特的培养对象、卓越的培养目标以及富有挑战的培养模式[2]30，更符合超常儿童的天然特征，从而能够进一步激发超常儿童的天然禀赋，提高其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性。

2 超常儿童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现实困境

2.1 价值观念的偏离消减了人才培养内生力

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观念的力量》中提出，观念会影响人的行动和反应[18]。超常儿童教育在工具理性与绝对平均主义的制约之下身陷囹圄，其人才培养的内生力严重消减。

其一，工具理性左右大众思维，导致对超常儿童教育价值的理解偏离。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理性的消蚀》中提到，工具理性不关注目的是否合理，而是关注手段是否高效[19]。因此，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超常儿童教育与大众凡事追求高效的心态相违，由此遭到质疑。一方面，超常儿童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连续的、系统的、长期发展的过程，需要耗费一定时间成本，由此导致大众对于超常儿童教育的开展犹豫不决。另一方面，超常儿童教育是一种基于可能性，不断趋近却无法达到确定性的教育，由此导致大众对超常儿童教育的投入瞻前顾后。其二，传统“绝对平均主义”禁锢大众思想，超常儿童教育难以被有效接纳。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再论不平等》中发出感叹，“人人平等”的修辞却往往对差异视而不见[20]，人们批判超常儿童教育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超常儿童身上，却没有发现资源集中的根本逻辑是基于差异；人们武断地认为这是对“人人平等”的亵渎，却忘记了教育公平的根本是因材施教。

2.2 培养体系的缺陷遏制了人才培养生命力

生命力是事物得以安在并能够历久弥新的基质，超常儿童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内在培养体系。而今，选拔机制、教育内容以及评价方式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导致超常儿童教育的生命力难以散发。

2.2.1 选拔机制难以契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要求

我国超常儿童选拔包括确定招生年龄、推荐、文化知识考查、能力考查、智力和个性测验、创造力测验、体检以及试读，其步骤丰富、内容全面[21]。但总体来看，仍未能妥善兼顾选拔的数量和质量。

第一，在选拔体系上，未形成全民性的选拔体系，致使大量超常儿童滞留于选拔体系之外。据统计，超常儿童约占同龄儿童的1%～3%[22]，按此比例，我国至少有7 436.2万超常儿童[23]，他们不规律地分布在全国各地，能被成功选拔的少之又少。许多超常教育实验班只面向当地招生，其他地区的儿童鲜少进入招生范围。我国目前已开设超常教育实验班的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省（直辖市），以及深圳、沈阳、西安、新乡等地，而其他地区的儿童很难接触选拔体系，极有可能被埋没。另外，家庭差异也会影响超常儿童选拔结果。家庭发现意识强的孩子可借助父母进入选拔系统，提高被成功选拔的概率；家庭发现意识弱的孩子可能自始至终都无法接触选拔系统，只能被埋没。第二，从选拔方式上看，偏向静态化的选拔方式可能会影响最终选拔质量。一方面，以量表测验显示的静态结果为主要依据，对儿童的动态发展缺乏关注。量表只能展现儿童在某一时刻的状态，而无法监测到儿童本身的动态发展。这可能导致选拔出来的是早熟儿童，即因发展速度较同龄人更快而表现突出的儿童。另一方面，量表测试过程偏向静态化，难以观察儿童的动态思维过程。儿童在完成量表题目时，思维过程创新与否才是选拔超常儿童的关键。然而，目前诸多测试还无法观测到儿童的思维过程，导致选拔出来的可能是“被超常儿童”，即接受过“智力开发”培训的儿童，他们可能为了追求优质教育资源而事先在相关机构中学习了应对超常教育选拔的方法，但其智力、能力或者其他方面并未真正具备超常儿童的特质。

2.2.2 教育内容难以满足拔尖创新人才个性与全面发展的需求

合理的教育内容应与儿童实际紧密结合，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说，必须让儿童自身来决定学习的质和量[24]。然而，由于选拔机制缺陷，超常儿童会处于超常与常态两种教育体系之间。这两种系统的教育内容均有脱离超常儿童实际之嫌，难以满足他们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需要。

其一，对于被成功选拔且顺利进入到超常教育体系中的儿童，教育内容往往会忽视他们全面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为了科学研究和专门化的需要，青年人原本充分全面的培养被“肢解”[25]。我国出于对“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渴求，超常儿童教育模式以“加速—弹性升级”模式为主，即超常儿童在文化课达标的前提下可提前入学、插班、跳级或毕业[26]，该模式侧重关注超常儿童的智育发展。然而，智育发展并不能代替德育、体育以及美育发展，长此以往，超常儿童可能沦为道德败坏的“危险品”、形销骨立的“病秧子”，甚至是缺乏审美情趣的“庸俗之辈”。其二，对于尚未被选拔而停留在常态教育体系之内的超常儿童，教育内容无法满足其个性发展的需要。常态教育内容设计必须关照绝大多数学生的现实水平和实际要求，以绝大多数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出发点，所以其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必须处于较为平均的水平，这不仅无法满足超常儿童的个性发展需要，还会逐渐引导个体走向趋同，最后“泯然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