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内在根源
作者： 张祥云 邓飒摘 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把教育大国建成教育强国，务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倡教育者人人践行教育家精神，不仅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教育的根本回归。本文从“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怎么办”三个基本问题出发，结合AI时代为教育提供的新机遇和对教育提出的新挑战，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内在根源及时代意义。中国教育家精神根植于师生关系在教育中的决定性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定以及学校组织不同于其他组织的应然特性。有师生关系才有教育，没有师生关系就没有教育，师生关系对教育具有根本决定性，所以，师生关系是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关键场域。真实具体的师生关系深受不可超越的生命时空所制约，因此，要促进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就必须依靠每一位教师的进步。教育者人人践行教育家精神，具有理论的应然性、逻辑的必然性。教师地位的提升，有赖于教育者人人切实践行教育家精神。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师生关系；生命在场性互动；AI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学校组织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5）02-0011-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5.02.002
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教师代表指出：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1］。2024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就如何在广大教师群体中落实教育家精神给出了具体而翔实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2］。对此，学术界已有多项研究围绕“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3］、“教育家精神的价值意蕴”［4］、“教育家精神的文化逻辑”［5］、“教育家精神的培养”［6］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本文试图直面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教育领域提倡教育者人人践行教育家精神，其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深刻理解和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关键切入点。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要基于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教育是什么（本质）、教育为什么（目的）、教育怎么做（方式），并结合AI时代为教育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而展开。唯有从以上三方面深刻认识到其内在根源及时代意义，教育者才能真正理解教育家精神，并通过自我的主动修炼与自觉实践去生成教育家精神，主动积极进行真正的教育。
一、中国教育家精神根源于师生关系的决定地位
中国教育家精神根源于教育的本质，因此厘清“教育是什么”，从中找到教育家精神的内在根基尤为关键。教育家精神是人的精神，通过对“教育是什么”的探索，要找到人的精神存在为什么对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意义。
如果将教育完全交给AI，通过“人—机”方式，是否可以促进人的社会化？是否可以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人与AI的互动，或许可以产生学习，更确切地说是自学，但是不能产生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作为教育专门机构的学校，真正的教育是教师的生命在场与学生的在场生命在情感、思想、精神的互动性活动中，促进学生成长进步的过程。在教育的诸多要素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师生关系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和关键，而学习对象（比如知识）是可以通过学识丰富的教师来替代的。“一切的教育活动均围绕教师与学生这对主体展开，良好的师生关系才使教育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7］因此，可以说，“有师生关系才有教育，没有师生关系就没有教育。”［8］师生关系从根本上决定教育的存在，教育要以师生关系为中心［8］。所以，师生关系对教育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生成什么样的师生关系就会生成什么样的教育，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带来好的教育，不良的师生关系必然导致不良的教育。只有理解好师生关系的生命在场性互动才能真正理解好教育，只有生成生命在场性互动的师生关系才能生成好的教育。“to be is to do”［9］ ，教育的关键在师生的生命在场性和互动质量。理解了师生关系对教育的根本决定性意义，才能真正理解教育的生成性本质。杜威所谓“教育即生长”［10］，是源于师生关系的生成。师生关系是教育发展的“问题之源”，是主体变化的“人文之场”，是教育研究的“方法之维”［11］，更是教育问题解决的“功夫之道”。因此，生命在场性互动的师生关系是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关键场域。生命在场性互动的师生关系是真实具体的，它深受不可超越的生命时空所制约，因此，要促进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就必须依靠每一位教师的进步。从这个角度看，教育者人人践行教育家精神去做教育，具有理论的应然性、逻辑的必然性。总之，只有深刻理解了师生关系在教育中的决定性地位，我们才能透彻理解中国教育家精神为何强调教育者须“乐教爱生、甘于奉献”“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和“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师生关系在教育中的决定性地位，为教育者积极掌握和应用AI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提供了原则性的遵循。有研究预测：30年后，AI的智商将会是10 000［12］。而人类的天才爱因斯坦的智商最多只有200。面向未来，谁不掌握和应用AI技术，谁就将被淘汰，一场深刻的“学习革命”正在由人类携手AI拉开序幕。这场“学习革命”正在倒逼“教学革命”，进而推动“教育革命”。在教育、教学中，不能与AI互动合作的教师必然会被淘汰，只会做AI能做的工作的教师必然被淘汰，唯有成为AI不可替代的教育者才能成为新时代的教育者。AI时代教育者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人之为人”的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职能，教师要以生命存在和成长的方式为学生的生命存在和成长提供“人之为人”的社会化示范和引领，课程形态将日益演变为“教师本身就是课程”［8］“师生关系就是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教师理想范型将得到复兴。教师以真实的人的存在方式将科学之道和人文之道化于一身，以道合一，“道成肉身”，成己、成人、成物。在AI时代，教育者将以问题为中心，传道、授业、解惑，唤醒、点燃、引领，教育者将回归责任本源。杜威认为：教育者的责任就是做领袖的责任，教育的领袖包括知识技能的领袖、人格的领袖、社交同情的领袖［13］。AI分担了教育者的负担，让教育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更深刻的教育使命——促进学生内化为人之道、为学之道、成事创业之道的使命。这些使命不能由AI取代，也不该由AI取代，唯有通过教育者去身体力行，示范引领。对人类学边界的持守，特别需要教育者去践行教育家精神。总之，唯有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衍生出教育，人机关系只是一种学习的关系，不是教育的关系。因此，在AI时代，基于师生关系去理解和践行教育家精神就具有特别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
以师生关系为思想核心去理解教育和实践教育，才能透彻领悟：实现真正的教育有多难，做好教育的教育家有多伟大。用哲学的话说，人与人之间，只是“主体间性”，而教育为了人类社会的整合、文明的传递，却要执着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由“主体性”“主体间性”向“跨主体性”的飞跃，架起永恒的人间精神之桥。这座桥既在生长又在消失，不可一蹴而就，不可一劳永逸，它永远是流动的。教育者就是干着这样的事。教育家精神需要世世代代的教育者以传承和创新的方式去弘扬，教育家精神光照千秋。
二、中国教育家精神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教育家精神根源于教育的目的，即“教育为什么？”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而人是由文化来定义和塑造的。“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就转化为用什么文化观念来培养人的问题，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人。诚如刘献君教授所论述：教育即文化，教育的本质是人与文化之间的双向建构；文化既是教育之根，也是教育的手段［14］。中国教育家精神必须根植于中华文化所定义的“人”的意蕴，践行中国教育家精神的教师应该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养人。
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15］。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深入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定义。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所定义的个体，是仁人志士，是心中有他人的“大我”，是自觉的“关系自我”，这与西方文化所崇尚的“独立自我”截然不同。西方文化所定义的人是独立、自由的个人。自古希腊始，西方社会便孕育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化底蕴，鼓励个体追求自由与独立。为了支撑这一理念，西方社会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法律体系及宗教体系，它们共同支撑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社会观念。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设计及其思想体系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仁”，它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6］324，“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17］。因此，儒家文化高度重视社会关系，提倡人与人之间应以“仁爱”为本，即“仁者爱人”［18］163，要求个体学会关心、尊重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从“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6］8的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爱人”首先应从“亲亲”开始，从关爱家人开始，这是“仁”的基础。进而，这种关爱应该推己及人，“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18］284。孔子所言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6］7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191。当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时，社会便有可能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景象，“仁”的理念便从家庭延伸至社会乃至天下，从而实现儒家所追求的“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个体不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独立自我”，而是成为“心中有他人”的“关系自我”。在西方，“独立自我”由真理、法律和宗教来保障；在中国，“关系自我”则更多地依赖于“天地君亲师”的德性教育系统推动儒家“八条目”内容的践履，在这个德育结构中，领导、父母、教师是关键角色，其中，教师的角色具有专门性。中华文化高度注重个体德性养成，只有每个人都自觉践行“仁”，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基于关心的关系。这种关心从家人开始，逐渐推展至社会中的他人，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正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体现。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正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核，“天地君亲师”之“师”，必是基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天下”之使命，以“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去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