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关系与制度：当代我国儿童成长境况的审思与重塑

摘要：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强调儿童成长应获得无条件教育爱，这种先验教育爱往往受现实条件制约而变形，导致儿童成长受限。在我国当代教育实践演进过程中，儿童成长境况深受角色文化、关系模式及制度体系等现实条件制约，先验性成长教育爱无可避免地在养育实践中变形，最终落地为实用主义关照下的功利之爱。成人与儿童在角色互构、关系变迁及制度建构等社会性演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类问题，不仅触及成人与儿童在角色、关系和制度等问题上的本质分歧，也折射出儿童成长境况在价值观念、制度结构及行动路径等方面的理念及实践困境。为消解当代儿童成长境况隐忧，从协调关照儿童理论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路径出发，重新解构各类矛盾问题的认识基础，通过改革和优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破解社会对儿童成长境况的认知及行动分歧，重塑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优化儿童的成长模式结构，深化儿童的成长发展韧性，进而为创造更加健康且更具支持性的儿童成长环境提供变革思路。

关键词：儿童成长境况；角色；关系；制度；变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5）02-0092-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5.02.010

现代西方教育哲学认为，先验意义上的儿童成长需要被给予无条件的教育爱去成全^［1^］，而成全行动的核心是成人对儿童具身性的抚养与教育，进而实现信念、能力及资源等的代际转移。但在教育实践演进过程中，儿童成长深受现实条件制约，先验意义上的成长教育爱无可避免地在养育实践中变形，最终落地为实用主义关照下的地方性文化内部的功利之爱，儿童成长境况受到多重限制。面对当代我国儿童成长的诸多困境，审慎剖析儿童成长境况在角色、关系及制度间形成矛盾张力的成因，探索理论与行动的协同优化路径，进而保障更美好童年的实现。

一、角色卷入：非对称关系下的儿童成长隐喻

在经验意义上，现代儿童角色是社会综合角色的真子集，具有较突出的成长性和被动性特征^［2^］。不论是儿童的生理性、伦理性还是制度性角色等，其成长过程都具有相似的脆弱性。儿童角色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其整个社会化过程始终需要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社会关系来包围和成全，进而实现资源、价值等的代际转移与发展。从经验角度探究，原初儿童角色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但最终绝大部分儿童却成长为角色内涵高度相似的成人，这是儿童角色成长代价的一种社会化表征，展现出其现实性的一面，也印证了无条件先验教育爱在实践层面遭遇的发展困境。

（一）角色入场：儿童与成人的先赋共生性

成人与儿童在角色扎根的起点相遇。在双方角色入场过程中，儿童角色与具有养护责任的成人角色都不能独立存续，二者相互依存且具有先赋的共生性，进而获得角色的互动性发展。其中，过去的知识、经验及信念等，逐步将成人塑造成现在的角色权威，其拥有较丰富的社会技能及行动经验，但缺乏面向新一代儿童的理念及实践；儿童则因缺乏基本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尚未形成社会化意识及能力，因而具有高度的角色依赖性，但其角色天职是适应和创造未来。在早期养育阶段，成人基于先验教育爱卷入与儿童共生发展的角色关系，他们就此结成自然演化的非对称角色关系，形成一个过渡性时空：拥有生存发展优势的成人，要承担养护儿童的自然责任和社会责任，让渡自身的部分权利和资源，进而全方位保障儿童成长为新一代成人。

当“天才般的幼童”最终成长为被诟病的“无趣的成人”，而成人被哲学家称“在认识上只具有虚假优势”时^［3^］，儿童角色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不断引导社会重新审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各类限制。儿童的弱势状况使其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完全受制于成人，成人给予的成长教育爱并不能稳定持存，且易于将自身的社会性需求及阶段性欲望等直接投射到儿童身上。因而，成人常根据时代状况及利益归属等对儿童成长环境、成长方式及成长资源等削足适履，获得的结果常与教育理论所假设的先验性无条件教育爱相去甚远。从儿童角度审视，成人引导儿童成长所形成的过渡性时空，始终作为一种发展受限的成长隐喻存续于儿童角色的早期入场过程中。

（二）角色延展：儿童与成人的自致局限性

在现代教育实践探索中，从身心自然发展角度分析，儿童与成人是一对生理上的对应概念，都具有较为明确的内涵及发展特征。如果打破时间向度对分析模式的限制，从整体社会关系角度分析，儿童和成人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他们是成长的连续体。当儿童与成人跨越角色入场阶段而迈入角色延展阶段时，都表现出较明显的自致性局限。

首先，在情感支持层面，儿童角色作为被全包围或半包围的保护对象，需要与成人角色在情感层面进行持续的情境化识别、交互、内化、输出等模式试验，不断磨合、适应才能真正生成自身^［4^］。成人受自身承载的情感观念、表达模式、反馈方式等制约，常难以有效满足新一代儿童的需求，因而儿童在角色建构过程中常遭受各类外部情感挫折，难以形成适应新一代儿童需求的个性化情感支持模式。其次，在权利建构层面，儿童角色成长是一个逐步获得成人世界平等个体权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极度依赖成人为其争取、分割乃至让渡的各类社会权利，也需要文化与制度联合提供系统性规划和保障，保护和引领儿童发展。但现实世界是以成人为本的社会体系，成人受限于自身角色利益屏障，难以从儿童角度全面考量儿童的角色需求。此外，保护儿童权利的各类专业组织也始终难以获得稳定的正式或非正式支持，因而不论是主动探索还是被动给予，儿童想要获得和拥有的各类公共权利仍存在诸多现实障碍。最后，在兴趣行动层面，当代儿童各类兴趣及角色禀赋始终需要成人支持才可能获得深入发展，因而儿童角色展现的各类兴趣行动受限于成人的认知水平、资源条件及行动能力等^［5^］。在跨越儿童角色的延展阶段后，儿童才能与成人在权利、信息、资源等相对对等的时空中共存，真正走上主体性发展道路。教育爱的供给模式也逐步从依赖成人供给的外驱输入型，逐步向成人与儿童互动协作型转化，直至儿童形成较成熟的内驱型角色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角色如何完成更安全、更积极的过渡性成长，需要不断探讨和实践。

二、关系变迁：从理论化认识到现实性建构

拥有当代社会主流话语权的成人在“发现儿童”和“相信儿童”的基础上，推崇“以儿童为本位”的角色关系观念^［6^］，但在我国当代社会实践层面，真实儿童角色观念并非始终如此。事实上，“儿童观”作为舶来概念，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不断漂移，呈现出较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

儿童观直观地折射了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内容及关系质量等变迁状况。我国当代社会基于怎样的儿童观念展开各类养育行动，成为探讨儿童成长境况的逻辑起点。但关注儿童不应只关注“儿童的本质是什么”，更应关注“儿童是怎样被社会所建构的”^[7]。现代社会，儿童的各类价值始终在关系世界中漂移，从无价到有价再到无价，从社会价值到私人价值，从经济价值到情感价值等^［⁸^］。成人的养护行为易受关系背后裹挟的各类价值影响，因而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综合考察儿童与成人关系的社会化演进过程。

（一）理论演变：从“儿童的发现”到“童年的消逝”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产生较晚，“儿童”及其概念曾经历过一段相当漫长的静默岁月。在西方传统社会中，儿童始终作为成人附庸的“小大人”而存在，整体湮没在成人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无所谓儿童观的问题^［9^］。之后，伴随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及制度化公共教育体系的崛起，儿童概念突然出现且备受思想家重视，新的儿童观念也迅速加入时代思潮变迁的洪流之中^［¹⁰^］。其中，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源于卢梭提出的作为自然人的儿童^［¹¹^］。康德也认为教育是由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开展的全部社会影响，直接反映两代人之间的成长之爱^［¹²^］。这些理论从思想角度打开了现代成人与儿童关系变革的源头。伴随19世纪心理学及社会学相关研究的开展，成人与儿童关系的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

从法国思想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其开创性著作《儿童的世纪》中提出17世纪是“发现儿童”的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思想家尼尔·波兹曼提出当代儿童存在“童年消逝”的危机，前后历经三百余年。这期间，不仅经济社会发生过多次变革，成人眼中的儿童也经历了从被“发现”到作为“中心”再到成人所担忧的“童年消逝”的过程。在尼尔·波兹曼看来，童年的诞生是因为近代印刷媒介技术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条分界线，但在现代电视媒体技术等的攻击下，为攫取儿童独有的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这条分界线已变得愈加模糊和脆弱^［13^］。

虽然尼尔·波兹曼从推崇儿童的一端走向了忧虑儿童的一端，但这也揭示出当代教育理论关注社会中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危机，为儿童与成人之间可见的各类严肃界限正逐渐消解而忧虑。思想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极力推崇的“无价的儿童”，也在社会洪流中不可避免过早地让渡了独属于儿童的地位和时空，进而使儿童被各类社会关系精确定价，同时也折射出当代成人在儿童社会性成长上的失能。

（二）实践赋权：从伦理性依存到现实性建构

在自然养育与精确管理并存的理论场域中，以“儿童为中心”是思想家为儿童与成人关系设想的一个美好理论愿景，而“童年的消逝”则表达出成人对儿童守护失能的现实忧虑。成人始终在为实现理想儿童观而周旋，为儿童争取文化、经济及法律等层面的发展权利。现代思想家针对种种实践困境，纷纷提出理论与解决办法，希望能为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重新赋权增能，建构两者之间的新型依存状态及路径，达成“以儿童为本”的抚育目标。但在实践中，成人始终难与更强大的时代洪流相抗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难以轻易消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需要在当代实践中被重新审视建构。

理论化的成人与儿童关系需在充分考虑现实状况的前提下，与各类实践场域所承载的社会惯习等进行全方位磨合，才能真正下沉转化为社会能够负担的实际行动。由于不同时代社会实践的影响因素不同，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实践呈现出不同的行动规律、价值特征及方法规范等，并生成不同类型的制度化及非制度化行动。其中，非制度化的养育行动主要由家庭及部分社会组织承担，成人在家庭内部主要基于传统文化习惯及私人观念，推进儿童在知识技能及文化伦理等层面的成长。制度化的养育行动主要由学校、共青团、妇联及其他社会组织系统推进，这些组织承担着提升儿童整体素养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并依赖规范化的群体实践智慧进行管理。

当前，我国成人和儿童关系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具体实践：一方面，成人基于相关知识技能及信念等，从个体角度实施具身性的抚育行动。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自下而上式的普遍性教育实践，超越时空等物理限制，呈现较丰富的个性化特征及情感意涵，但缺乏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基于国家层面的儿童观，利用相关的管理工具和制度资源等，自上而下实施多层次、规模化、制度化的儿童教育实践。制度化的儿童教育实践是保证国民教育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主要手段，具有公共性和平等性等特征，但缺乏对个体在实践层面所需的多样性考量。

（三）理实融合：从探索性应用到系统性变革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分别沿着不同路径演进。从实践发展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要求更新传统儿童观，探索培养更具创新性和行动力等特质的新儿童，积极鼓励教育系统逐步推进以儿童为本的主体性教育变革。从理论变迁过程分析，我国当代学界主流儿童观主要来源于西方现代思想浪潮所带来的儿童观革命，认同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并在理论中不断强化延伸，在实践中尝试探索应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