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厨师
作者： 谢志强2024年的重阳节，阳光灿烂，谢家路村为金婚老人集体祝寿，邀请我到场。活动场地就设在村里的麦田公园。我对叫“螺丝”的老人很好奇，因为他去过四十多个国家。活动结束，螺丝的妻子要回去准备午饭食材。我和螺丝在公园里交谈。
父亲给他起的这个称号。他结婚早，妻子大他一岁。家里，他掌厨。生产队里挣工分，他和妻子每天各7分，而同村的男劳动力都挣10分。村里人看不起他，他想出去闯荡。爸爸预言“螺丝当兵不够格，小螺丝一颗”。然而，他20岁参了军，成了海军航空兵，不过既上不了天空，也下不了大海，而是在海军基地当厨师。他参军时身高一米五，体重90斤；参军第三年，身高达一米六八。七年后复员时，他仍没坐过飞机，也没乘过军舰。
部队推荐他转业到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公司还派人到他老家村里调查过，他三代历史清爽。他向往大海，仍做老行当，到轮船上做厨师。一做就是31年，带了四个徒弟。其实，他是轮船上的后勤总管，他伸出小手指头说：“我就是一颗海上的螺丝。”
妻子6岁前，父母先后病亡。螺丝7岁时，母亲病逝；1976年，父亲也去世了。当时，螺丝在新加坡，家里发来电报，大使馆转了电报，但船长为了避免海员的情绪波动，将电报扣下了。回国后，螺丝得知噩耗，已是父亲的五七了。他每三年半才回家探亲一次，妻子怀孕期间和生产之际，他都不在身边陪护。
螺丝说：“算起来，31年海上生活，在家的时间零零星星加起来不超过两年半（仿佛他的脑子里有一本账簿）。两个孩子也和我生疏。造房子也由老伴一手操办，里里外外都靠她自己。她不识字，我亏待了她。”
说到这，他沉默了许久，沉浸在愧疚之中。
我转移话题，问起海员的服装。
1970年，螺丝第一次出国，是去日本，穿的是中山装。那个时候还是3万吨的货轮，后来有了28万吨的集装箱货轮。1977年穿夹克衫，1982年改为穿西装，戴大盖帽和肩章。后来，他已经会说一些英语，仅是日常生活用语，比如问候、问路。
讲起轮船上的事情，他的表情舒展，让我想起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70年，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三美元，四菜一汤。1987年到希腊时，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十一美元了，粮食和菜都贵：一美元一个辣椒，四美元一斤米。
他说：“我不上岸直接购菜，只是列个清单。大使馆会依据清单采购，然后由商务参赞送到船上。”
问起海员是否带外币，他摇头：“每人只带一元人民币，回国上岸乘公交车。”
远洋货轮上是清一色的男人，生活单调枯燥。有一次，一只流浪的猴子跟随他们上了船，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可是，当船逐渐接近祖国，他们不得不将猴子放生到公海的一座岛屿上。
螺丝总是想方设法让海员们吃好。他记得有一次在海上连续航行了51天，途经英国时进了可供20天吃的蔬菜。船上有五个大冰箱，冷藏久了，菜帮烂了，吃“心”，吃起来像嚼稻草。海上无风三尺浪，经常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动，但碗筷不动——他和同事在碗筷下垫了湿毛巾。
螺丝和老伴结婚已六十三年了。1978年，妻子探过一次亲，那时货轮在上海民生路码头休整。妻子来探亲，事先要安排妥当。按规定，妻子不能在船上过夜，但能在船上吃顿晚餐。螺丝亲自去接，亲自下厨。八菜一汤，螺丝让妻子享受了外宾待遇，算是破例了。那是身为村妇的妻子第一次登上远洋巨轮，看黄浦江。她说巨轮是“海上的大楼”。
那顿1978年的晚餐，船上提供的菜肴净是蔬菜，让妻子联想到念佛吃素。其实，轮船一到上海码头，船员们便一致要求只吃祖国的蔬菜，船上那些罐头肉、冷冻肉已吃得倒胃口了。螺丝端出了妻子带来的家乡美味：鸡肉、霉干菜扣肉、杨梅酒，还有蟹酱、泥螺。
同桌陪同的海员说：“鸡特别好吃。”土鸡，跟船上冷藏的鸡味道天差地别。
妻子带来了家乡食物，还带来了家乡民谣——一盘磁带。村里的一个老婆婆嗓子好，螺丝的女儿发现母亲喜欢听，就现场录了音。
船上的音响设备不错，老婆婆唱得也着实好听，是螺丝小时候经常听的民谣《小白菜》：
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
廿元廿元带进来，介好老公阿里来！
小白菜，嫩艾艾，老公托人带信来：
上海太忙走勿开，蟹酱泥螺带点来！
那时他们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去闯上海滩，都有上海亲戚。
妻子探亲结束，螺丝继续出海。他不知听过多少遍《小白菜》，他掌厨炒菜时经常哼唱，仿佛炒的菜里由此就有了家乡的味道。
2001年，螺丝退休还乡，成了家里的厨师。其他人家里，厨房的主角多为女人。他们家分工默契，老伴购菜（他叫“食材”），他掌厨。轮船上，他根据船员的口味，到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食材清单。在家里，购菜都由老伴拟清单。
老伴偶尔征求他的意见，问他：“今天想吃啥？”他说：“你爱吃的，就是我爱吃的。”
说到这，他已起身，显然他心里把握着时间。他做了一个“炒”的动作说：“我该回家了，厨房在等候着我呢。”
现在，列出这对有六十三年婚龄的夫妻的姓名：男，沈金林，生于1945年8月1日；女，顾小芝，生于1944年8月12日。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