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教”父母指南

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可以从他与家人联络的频率中看出来。我想起到北京的头两年，几乎每三天与我妈通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刚离开故乡，稚气未脱，与家人说闲话、唠家常，自然毫不费力。后来几年，受他乡环境浸染，动辄脱胎换骨，几年光景就有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这些伤筋动骨的疼痛我很少向父母提及，筛选后能聊的话题不多。我妈问我：“你是不是报喜不报忧？”我说：“报忧你能给我解决问题吗？我还要反过来安抚你容易激动的情绪。”

那些吃喝拉撒的琐事，经不住三天一个电话，通话的间隔变成五天、一周……我妈发来无声的抗议，那是一篇转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不知道是哪国专家的研究，说人们沟通中的信息，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七通过语言传递，百分之三十八通过语气传达，而身体语言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五。我会意，自此我们的沟通方式从发语音消息变成了打视频电话。

父母的样子不能细看，尤其是这个年纪的父母。每一道皱纹都长在我的心上，每一根白发都刺在我的眼里，每一次操作手机时，他们笨手笨脚的样子都打在我的情感软肋上。尽管与父母相处，就是要克制一点感性，但还是抵不过对他们不断加深的思念。

我一向认为与父母相处需要“调教”。首先是用经济独立来宣告自己已经成年。

如果一个步入社会的人，还在主动或被动地伸手接住父母递来的钱，那在父母眼里，亲子关系都还是与小孩子博弈的供需关系。有一年过年——那时我已经出版了三本书，算是踏入经济独立的门槛——吃年夜饭时，按照我爸的要求，晚辈们要逐个起立说祝酒词。在发言之前，我给桌上的每个亲戚都包了红包，尽管数目不大，但那次发言我比任何一次都有底气。我聊人生，希望所有人活在当下，今后大家都照顾好自己。所有人认真地看着我，似乎听得很尽兴。

那种情绪很复杂，每个孩子用尽浑身解数想要得到大人的关注，有时是想多讨一颗糖，而有时，只是想让他们认真听自己说话。这样的注视来之不易，我知道从这一天开始，我终于等来了他们眼中我真正的成年。

“调教”的另一个阶段，是告知父母你的边界，亲情不可切割，但是生活需要切割。

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我们。我们既经历过思想的匮乏，情绪的无处发泄，又要接纳身体里膨胀的自我，那些逆耳忠言劈头盖脸地降临，让我们成为体面、善良的矛盾综合体。生活中徘徊的振奋和沮丧，像一场幻梦，醒来后还要自己擦干眼泪。以上种种，父母都没有参与，他们也很难理解，这不是靠耐心沟通或者一片孝心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看见和尊重每一个特别的人。但父母看不见特别，你说人要有自我，他们听不懂。因为他们的一生都在为环境让步，为别人工作，为别人考虑。有了你之后，又只会围着你转，追求自由这件事本身就不自由。

书上说，身为父母、配偶、被爱之人的你，别让你的爱成为黏合的胶水，而要让它成为磁铁。先是相互吸引，然后反过来相互排斥，以免那些被吸引的人，误认为他们必须黏着你才能活下去。这其实是一种伤害。

人人都要渡河，水花不断溅起，人真的够累了。有权利让你开心和难过的，只有你自己。所以将你的边界、不想被打扰的生活半径、会伤害到你的言论，都要明确地告知父母，甚至要奔着会大吵一架的后果去说。场面或许难看，但爱就是一场磕碰，他们如果爱你，即使永远不理解，也能看到你的态度。

“调教”的最后阶段，无法选择父母，就选择放过自己。

我妈的性格比较偏负面，凡事容易往坏处想，她也常说自己嘴笨，总是口是心非。最戏剧性的一次，她还在我面前掉眼泪，说自己是个失败的妈妈。我爸的性格是另一个极端，过分乐观。我特别喜欢与我爸抬杠，在日常生活中与他斗智斗勇。有一次，我爸杠不过我，往家庭群里连发好几张他们在公园拍的游客照，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我点开看，飞舞的丝巾底下，是眼睛都没睁开的我妈，他绝对是我妈的头号“黑粉”。

我性格中的明媚与忧伤，在了解他们之后越发清晰，父母的结合，塑造了现在的我。近几年，“原生家庭”这个词被频繁提及，好像一个人所有的性格缺陷和不幸福都可以推给原生家庭。我见过真实的受困于原生家庭的例子，最残忍的莫过于要接受父母其实不爱你的现实。那道血淋淋的裂缝，日后再多的爱和歉意都无法填补。我有时悲观，自我剖析的时候，也想从父母身上找原因，但我这个年纪都已经可以组成新的家庭了，还从原生家庭找原因，着实有点不靠谱。原生家庭的“因”你无法更改，但是那个“果”你可以接住并尝试扔掉。

二〇二二年我的记忆很混乱，源于生活的一地鸡毛。可叹又可笑的是，我与父母就见了两次面。一次是回成都，外公突然发高烧病倒了，全家都在照顾他。那时药店买不了感冒药，只能去医院。前后折腾了一天一夜，外公终于吃了药，在我家睡下了。那晚我们轮流照顾他，我爸累了一天，很快传来他睡在沙发上发出的呼噜声，我妈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直直地望着外公房间的门，眼里已然没了神。我能感受到她的无助和慌张。

清晨，外公终于退了烧，我们在厨房忙碌，准备给他煮养生粥。我爸洗着菜，笑着问我：“等我们老到走不动路，你会不会这样照顾我们啊？”我开玩笑说：“你们身体那么好，可能反而是我比较需要你们照顾。”我妈举着铁勺，抢过话：“别说照顾，就算现在是枪林弹雨，我也会拼尽全力挡在我儿子面前。”

没想到一语成谶，第二次见面，是我在重庆开画展，他们来了，结果忙前忙后连饭也没有一起吃一顿。当晚我与主办方庆功，没想到酒精中毒，呕吐到第二天，下床都困难。他们来酒店照顾我，喂我吃了药，我妈坐在床边，看我疲惫的样子满脸心疼，还拨弄起我的头发。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一年身子弱了，白发疯长，全被我妈看在眼里。她不停地念叨：“儿子怎么转眼这么大了，好难过，好难过。”

我不是矫情的人，说这是遗传了他们的少白头。有些话，我当时没有说出口，不想将外面世界的难处告诉她，她解决不了，说了她只会睡不着觉。我们很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对方，她眉间的川字纹还是很深，脸颊的肉下垂了一些，怎么就老了这么多呢？我明白我妈说的难过，我们都在以对方不易察觉的速度衰老，只是他们衰老得更快一点，身体一卸力，扶住了时间的肩膀。养育一个孩子，最终是完成一场盛大的告别。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爱对方，也都在以互相推开的姿态，表达我们内心对失去的害怕。

“调教”父母的“调”，是往一碗热汤里调味，淡了加点盐，咸了加点水；而“教”，是不断提醒他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那时谁都可能离开他们，但我们一定都会陪在他们身边，喂他们喝完这碗我们共同熬了一辈子的热汤。人是爱的容器，记得我爱你。

（梁衍军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抬头看二十九次月亮》一书，本刊节选，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