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的落幕与加拿大政治走向

2025年1月15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宣布，自己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 9天前，他在渥太华零下15度的寒冬中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并承诺在选出新党首后辞去总理职务；同时，他向总督提出延长议会休会至3月24日，以免反对党1月在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从而过早触发大选。

执政的自由党，计划在3月9日选出新党首，这比党章规定的四个月竞选时长压缩了两个月。对反对党而言，最快将在4月迎来联邦大选，比之前预计的10月提早了将近半年。

加拿大政坛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变化，实际上酝酿已久。特鲁多上台以来秉承“一切为了选举”的政治信条，虽然帮助他维持了9年多的执政时间，但冒进的议程使自由党逐步走入死胡同，其支持率一度跌破20%。

自由党上一次遭遇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是在2011年5月的联邦大选中，仅获得34个席位，位列第三。按照当前的民调数据，自由党很可能重蹈覆辙，输掉接下来的大选，并沦为议会的第三乃至第四大党。

财长辞职触发自由党政府崩盘

2015年的特鲁多“上任即巅峰”，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63%。

此后，其支持率就进入了缓慢下滑的轨道，原因是其上任时许下的宏大愿景，与政策实践的距离越拉越大。如在对外关系上，特鲁多政府先后与中国、印度和沙特交恶；宽松的移民政策，带来房价高涨和文化融合困难等挑战；激进的“碳税”政策，大幅增加了企业和政府的财政压力。特鲁多也因为干预司法、涉嫌种族歧视以及家人借慈善组织敛财等丑闻，本人形象严重受损。

2021年9月，特鲁多认为其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重获民意支持，借机主动提前大选。然而事与愿违，自由党未能获得多数席位，仅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

上届大选加速了特鲁多和自由党支持率的下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令选民认清特鲁多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本质，其在疫情未缓、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发起大选，浪费公共资源；二是自由党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与新民主党达成关于增加社会福利的政治协议，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2024年12月16日，就在自由党政府准备在议会发表2023—2024财年秋季经济报告的几个小时前，时任副总理和财长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又译为方慧兰），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辞职公开信。信中言辞激烈，批评了特鲁多的财政开支政策，暗示其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而无视特朗普上台将带来的经贸冲击。

弗里兰的辞职，给特鲁多和自由党带来了三重冲击。其一，特鲁多失去争取民意的最后筹码。弗里兰的突然辞职，导致其负责的秋季预算案无法在议会通过，而该预算案的核心内容是在圣诞节前的减税和派钱计划。

其二，特鲁多内阁失去支柱，党内矛盾浮出水面。弗里兰曾全权负责与美国进行《北美自贸协议》的重新谈判，被认为是特鲁多政府应对特朗普挑战的灵魂人物。另外，加拿大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拒绝接任财长，十多名党团成员公开呼吁特鲁多辞职。

其三，自由党失去最重要盟友，反对党一拥而上。自由党得以挺过多次不信任动议的原因，是来自新民主党的支持。然而，在弗里兰辞职后，新民主党也嗅到了自由党政府即将崩盘的气息，宣布在不信任动议中将不会支持自由党。至此，三大反对党——保守党、新民主党和魁人政团，都已明确表态不支持自由党继续执政。

在特鲁多宣布辞任党首后，自由党内出现了至少七名潜在候选人。其中具备党内号召力的主要候选人，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两女一男，也被戏称为“牛津三杰”。

在特鲁多宣布辞任党首后，自由党内出现了至少七名潜在候选人。其中具备党内号召力的主要候选人，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两女一男，也被戏称为“牛津三杰”。

第一位是前副总理和财长弗里兰，她正是亲手触发自由党执政危机的关键人物。她1968年出生于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曾任英国《金融时报》驻美国总编辑，2013年在特鲁多邀请下投身政坛，在自由党政府历任国际贸易部长、外交部长、跨政府事务部长、财政部长和副总理，被认为是加拿大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实际规划者和推动者。然而，这也成为她未来参加大选的最大障碍，即难以在政策纲领上与特鲁多拉开距离。

第二位是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生于1965年，曾在高盛银行任职13年，43岁任加拿大央行行长，后在2012年成为英国央行的首任外籍行长。他一直被看作自由党党首的最有力候选人，特鲁多在2024年9月任命其为总理经济顾问，后又试图邀请其接任财长，实际上都是为了避免让他成为自己的竞争者。卡尼原本最被质疑的是缺乏政治经验，但这点在此次党首选举中反而成为优势。卡尼在1月的采访中自称“局外人”，强调自身与特鲁多的诸多不同。

第三位是政府驻议会领袖卡琳娜·古尔德。生于1987年的她，是三位候选人中最年轻的。她在2015年首度参选并成功当选联邦议员，历任加拿大枢密院院长、民主制度部长、国际发展部长和政府驻议会领袖。她的优势是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和女性选民，但弱点是同样被认为是特鲁多政策路线的继承者，她本人也尚未提出独立的竞选纲领。

保守党的“攻击犬”波利耶夫

与自由党即将展开激烈的党首竞争不同，皮埃尔·马塞尔·波利耶夫（Pierre Marcel Poilievre，又译为“博励治”）获得了保守党党内的一致支持。

这位出生于1979年的政坛新秀，以极具战斗力和党派立场而闻名，被称为保守党的“攻击犬”。他自2022年接任党首以来，帮助保守党进一步扩大民意优势，频繁组织对特鲁多政府的攻势，在2024年先后发起三次不信任投票。

而在左翼选民看来，波利耶夫是加拿大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对加拿大人引以为豪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温和的中左政治基础的威胁。

波利耶夫生于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在卡尔加里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自小信奉天主教。他自2004年开始一直担任联邦议员，任内立场鲜明、敢于表态。

2010年，他在驾车进入议会大厦时，不待皇家骑警守卫允许即自行按下入口按钮驶入，此举引发警方调查，以波利耶夫公开道歉告终。2021年“自由车队”运动期间，他公开支持“占领”首都渥太华的示威人士，此举在保守党内引发争议。2024年4月，波利耶夫在议会称特鲁多为“疯狂总理”，且拒绝撤回该发言，遂被议长以使用不符合规范的语言为由逐出议会大楼。

自2022年担任党首以来，波利耶夫陆续提出了一些政策主张。从措辞上来说，波利耶夫更擅长使用形容词而非名词。如最常被他提及的口号是“让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而关于当下的加拿大如何“不够自由”以及如何向“最自由”的国家进发，则未有详细论述和计划。

波利耶夫认为，自己与特鲁多最大的政策区别，是在财政赤字、气候变化和住房政策上。波利耶夫集中批评特鲁多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认为其制造的巨大预算赤字是导致通胀上升的根本原因。他建议实施“现收现付制”，严格控制政府支出。他还支持将比特币正常化，并将之视为对冲通胀的金融工具。在气候变化方面，他坚决反对征收“碳税”，同样将之列为通胀的主要原因，但他赞同通过应用清洁技术和设定减排目标来实现减碳。最后，在住房政策方面，他提出要在房屋价格过高的大城市每年增加15%的新建住房，同时为超标建设新房的城市提供政府补贴。

在对外政策领域，波利耶夫并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论述，被认为“很少考虑加拿大以外的世界”。其中，在对华政策上，波利耶夫一贯批评特鲁多过于软弱，他呼吁终止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退出亚投行、禁止中企对加拿大敏感行业的收购等。在中东政策上，他坚定支持以色列，主张把加拿大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他还呼吁修补与印度的关系，促进双边经贸往来。在国际参与方面，他呼吁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同时提高军费至占GDP的2%以符合北约要求。

虽然波利耶夫被部分左翼选民称为“特朗普主义者”，最近还受到了马斯克的称赞，但实际上他的对美政策选项并不比自由党的要多，甚至面临比特鲁多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波利耶夫需要表现出捍卫加拿大主权的决心，避免被政敌质疑其“背叛加拿大”，为此他公开反击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发誓要将“把加拿大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利用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换取美国在对加关税政策上的让步。

虽然波利耶夫被部分左翼选民称为“特朗普主义者”，最近还受到了马斯克的称赞，但实际上他的对美政策选项并不比自由党的要多，甚至面临比特鲁多更严峻的挑战。

波利耶夫显然还没找到平衡上述两个方面的有效策略，现时仍专注于讨论国内事务，避免主动谈及如何处理加美关系。

“踩刹车”还是“换车道”？

对于波利耶夫的可能上台，西方社会最为关心的，并不是其在政策上的可能调整，而是加拿大的政治光谱会否出现变化。2024年欧洲极右翼政党掀起的风潮和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令西方政客和学者担忧加拿大也出现政治上的“向右转”。

自由党在加拿大被称为“天然执政党”，原因是加拿大的选民基础是中间偏左，因而其在过去30年间赢得了10次联邦大选中的7次。而保守党则被认为是纠偏者，即在自由党的进步主义议程陷入困境时负责“踩刹车”。上一位“踩刹车”的保守党总理，是从2006年至2015年执政的斯蒂芬·哈珀。

根据加民调机构阿巴克斯（Abacus）的数据，自2024年1月起，保守党对自由党的领先优势就稳定在15%～22%，但选民对波利耶夫的负面印象却有所增长。同时，在上一次选举中投票给自由党而此次准备转投保守党的人中，过半表示并非出于对保守党的支持而是出于对自由党和特鲁多的厌恶。

在对波利耶夫持中立或负面印象但仍要投票给保守党的人中，有65%表示此举是出于不喜欢特鲁多。虽然波利耶夫提出了诸如“加拿大第一”的激进口号，但在政策层面他并未提出任何过于激进的倡议，大部分仅是对特鲁多政策的“修补”。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保守主义议程，加拿大社会的主流意见从未给予过正面评价。2025年1月15日加拿大媒体放风道：加拿大政府已拟定一份报复清单，涉及价值上千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当天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60%的加拿大人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对“世界政治的正确状态”产生负面影响。

这说明，加拿大主流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右转”，对特鲁多的反感而非保守主义议程，才是选民更愿意投票给保守党的主要动机——波利耶夫是那个“最不坏的选择”。因此，保守党今年大概率可以获得“踩刹车”的民意授权，但“换车道”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责任编辑 谢奕秋